51岁的霍玉兰患脑积水已经几十年了，可是由于没有钱，直到今年三月，她才同意住进了北票医院。

　　霍是辽宁省北票市下府乡的农民，她家到市里有22公里。在村里，霍玉兰家算是比较富裕的，每年能有3000多元的收入。但尽管如此，一万多元的手术费对于她来说还是难以负担。

　　“如果没有合作医疗，我可能还会犹豫要不要去医院呢，”霍玉兰说。以前，每次发病的时候，她只肯花几元钱去村里的卫生所买几片止痛片，或者当成感冒，吃点感冒通什么的。

　　然而今年3月她由于感冒再次犯病时，这些药片似乎失效了。“这下完了，”霍玉兰感到很无助。正在这时，北票作为试点开始了合作医疗项目。

　　于是霍玉兰成了这个项目的第一个受益者，报销了3060元，相当于她医疗费的三分之一。尽管她自己还要负担6000元，霍还是很感激，毕竟这是政府多年来第一次为农民看病埋单。3060元，几乎相当于她家全年的收入。

　　“我治好了病，以后就能多干点活了，尽量早点把跟亲戚们借的钱还上，”她说。

　　事实上，北票及其他一些地方试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为了重新建立农村的合作医疗体系。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经济逐渐萎缩，主要由集体经济支撑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也瓦解了。

　　重建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呼吁者之一是39岁的王宪珍大夫，她是朝阳市第二医院的医生，而作为县级市的北票也属朝阳管辖。王大夫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人大的代表。她在2003年首次当选人大代表后就提交了这个提案。

　　王大夫作妇科医生已经有16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她见过很多比霍玉兰更贫困的病人。据她了解，朝阳247万农村人口中，超过一半，也就是整个城市人口的74％，没有钱去市里医院看病。4万农村贫困人口中，近一半是因病致贫的。

　　“他们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因此得了大病只能硬挺，”王大夫说。“而这样做的后果是加重病情，使他们变得更穷。”

　　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估计，中国农村人口中40％到60％，也就是12. 3亿总人口中的三分之一，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在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西部，60％到80％的患病农民死在家中。

　　造成农民看病难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收入与医疗费用不成比例。在2003年，朱副部长说，中国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为2622元，而平均一次住院要花去2236元，几乎相当于他们全年的收入。

　　另一方面，曾经国营或集体所有的乡镇卫生院在慢慢萎缩。在朝阳，这些卫生院中三分之一已经关门了，还有三分之一在惨淡经营。

　　五间房卫生院是当地效益和条件都比较好的一个。然而那里的大部分设备都已经年久失修破旧不堪了。黑白的B超机很多血管都显示不出来；麻醉机的轮子掉了好久了，现在用一根尼龙绳绑着勉强使用；血液分析仪还是最原始的用煤气罐加热的那种。

　　“要更新这些设备需要将近100万，而政府每年的拨款只有5万，”院长王大军说。五间房镇的农民有近35000人。王院长同其他34名工作人员的工资每月只有300元。这么低的收入很难留住人，因此很多大夫都离开了这里另谋出路。

　　“相比之下，私人卫生院由于在设备和药品方面投入少更容易生存，”王大军说，但是他对这些卫生院的医疗水平表示怀疑。

　　王宪珍大夫并不是第一个提交关于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案的人大代表。根据人大现存档案，早在1994年，一位山西的代表就提交过类似的提案。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已经收到了24份这样的提案了，其中很多是最近两年提交的。

　　让王大夫高兴的是，在2003年她上交提案仅仅3个月后，卫生部就开始以一些地区为试点开展农村合作医疗。截至2004年底，合作医疗已经覆盖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333个乡镇，参加农民有8000多万。

　　在北票，自愿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只需上交10元，当地政府和省政府共同为他再提供20元。如果这个农民住院了，他可以根据住院费用的多少报销15％到55％。

　　北票卫生局局长李树洋对农民的反应比较满意。“目前，已经有91.8%的农民，即36万人，参加了合作医疗，”他介绍说。

　　在短短的3个月中，就有143个农民获得总共46万元的补偿。北票医院霍玉兰的主治医生刘亚军很高兴地看到，更多的农村患者来看病了。

　　“以往这个季节，我所在的外科一般只有十二、三个农村住院病人，即使这些人也是病情恶化后才来的。现在我们这里住院的农村患者有30个，比往年增加了一倍还多，”刘大夫说。

　　李局长认为，搞合作医疗的目的不仅如此。他希望这样做同时还可以鼓励农民到乡镇卫生院看病，从而帮助振兴北票的28个乡镇卫生院。依照合作医疗的规定，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只要花够4000元就可以获得补偿，而市医院报销的起点要达到6000元。乡镇卫生院看病报销的比例也比市医院要高。

　　王大军院长认为这的确是个机会，但是他对这次的合作医疗能否维持下去表示担忧。“对于北票政府来说，每年200万元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他说，“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里一共搞了四次合作医疗，可是没有一次成功。”

“不过那几次，辽宁省和朝阳市政府都没有参与，”他补充说，希望这个区别可以改变这次合作医疗的命运。

　　尽管存在一些困难，朱庆生部长表示，到2010年，政府还是决心要让合作医疗覆盖到所有的中国农民。

　　－完－